妈祖祭祀典章制度考

妈祖祭祀典章制度考

 

柯凤梅  黄国华/文

 

中国古代封建祭典、先有陕西炎黄祭典、山东曲阜孔子祭典以及山西关羽祭典，并称为中国三大祭典。演进之后湄洲妈祖可与炎黄帝、孔子、关羽享有国家祭典礼遇。妈祖的祭典始于宋代，历元、明、清累朝臻盛，而后祭祀的典章制度和内容仪式皆沿承古制典本。但各个地方对祭祀程仪、形式等有所不同。因史料缺乏，断层缺环，各显异同。本文就据有关史料就梳理考证，列出历代祭祀活动的规模、程序、形式、制度等等例证，归纳整理，纂缀成篇，以便进一步促进妈祖文化的学术交流。

 

一、关于宋代妈祖祭典的述略

 

关于妈祖祭典的记载，最早见于宋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该篇作于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是迄今所见有关妈祖身世、信仰起源以及祭典格式的最早记载。文中记载：

 

鹏飞曰：‘神女生于湄洲，至显灵迹，实自此墩始；其后赐额，载诸祀典，亦自此墩始，安于正殿宜矣，昔泰伯庙在苏台西，延陵季子像设东面，识者以为乖典礼，遂命改之。鹏飞谓李候之作是庙，不惟答神庥，亦以正序位云’。于是乐书其事，继以《迎》、《送》二章，使乡人歌而祀之。

 

神之来合何方？戴玄冠兮出琳房。玉鸾佩兮云锦裳，俨若存兮幽香。鼓坎坎兮罗杯觞，奠桂酿兮与椒浆。岁岁祀兮民乐康，居正位兮福无疆。右迎神。

 

神之住兮何所？飘葳蕤兮步容与。礼终献兮彻其俎，鹤驾骧兮云旗举。灵恍惚兮非一处，江之墩兮湄之屿。旗摇摇兮睇莫睹，稽首送兮拜而俯。左送神。

 

据学者认定上述为己知最早之妈祖文献资料，可称为妈祖历史“第一篇”。其中提到了历史上所谓褒封之“赐额”是始于圣墩，所谓“载诸祀典”，也是始于圣墩，在“祀典”期间，也有两首《迎神》与《送神》乐章进行“典祀”程序，可见圣墩是最早进行妈祖祭典（祀典）的庙宇场地、这是无可疑义的。

 

宋代对妈祖的信仰集中体现在祭祀活动上，而且祭祀又不仅限于占卜、祈祷、还有进行文艺活动（其中包括“乐章”等）；从而形成了愈来愈演出之庄严神圣的妈祖祭典。据《宋史·乐志十一·淳礻右 祭海神》也有“乐章”，是目前发现较完全的最早的“迎”、“初”、“亚”、“终”、“送”的祭典仪序之一。其“乐章”之内容是：

 

《迎神始安之章》：圣德参天，母恩配地。于昭祀典，致享坤仪。香热玉炉，烟达九天。诚心礼拜，诸圣临轩。

 

《初献钦安之章》：四溟广矣，八绂是纪。潮海梯航，回复万里。洪涛飚风，安危所绮。记事特隆，其神戾止。

 

《亚献丰安之章》：沧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民商永赖，助舟顺班。荐兹嘉觞，弭矣惊澜。

 

《终献飨安之章》：笾豆有楚，贰觞斯旅。神其纳受，式燕以序。百灵秘怪，蜿蜒飞舞。锡我祺祥，有永终古。

 

《送神成安之章》：告灵飨矣，锡我嘉祚。乾端坤倪，开豁呈露。玄云丰收，群龙咸鹜。灭除凶灾，六合清豫。

 

　　以上礼仪司唱五首乐章，是目前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乐章，有“始安之章”、“钦安之章”、“丰安之神”、“飨安之章”、“成安之章”等。这在其他资料是不多见的。有关司唱乐章在祭祀典中之程式，之后各个朝代均有记载，如有元朝黄向（自署“句章黄向”，“句章”为浙江慈溪的古称，故作者为慈溪人）在《续吴郡志》卷下有载：“泰定四年春正月，海道都万户府初建天妃庙，吴都移属官殷宝臣、吴汉杰，俾教护居功，课章程焉……是年秋七月庙成，越三日己亥，府师偕郡官率僚属奉安神像，祀报功。作《迎神典》以歌之”，其（《迎神曲》内容略去）。仅有“迎神”而没有送神而已，甚为奇怪明代赖聚（江西宁都人，明正统年间任琼山县学训导）在《重修天妃庙记》文末，有载：“（琼山天妃宫重修）始于大明正统乙丑二月吉日，毕工于明年。庙貌辉煌，远胜于前。……敬系以《迎神、送神》之辞曰：‘神苞坤兮宣扬，昭灵和兮越裳。出显入幽会兮神无方。扬云旗兮海若藏。神之来兮紫霞车并，远化机兮鞭雷霆。宜鳗壑靖沧溟。神之去兮陟天庭。寰瀛顺轨兮水波不兴。神恩汪氵岁                                                                                                                                                                                  兮天地清宁’”（据民国《琼山县志》卷土田）。短短七十三字将“迎神”与“送神”一包揽下去，这是妈祖祭典乐章最短的一首。明代祁顺在《山海关天妃庙祀》有载：“山海关去城南里许为渤海，汪洋万里，不见涯涘。海旁旧有天妃祠……复作《迎享、送神》之词，俾邦人歌以祀云。其词曰（内容略去）。”祁顺（1434—1497），广东东莞人，进士。该首也是将“迎享”与“送神”合并一起。明代李义壮（广东人，明嘉靖二年进士，任福建按察使）在《桃山天妃庙祀》吼有载：“桃山天妃庙……因作《迎享》、《送神》诗遗三阳，备歌以祀”。（乾隆《揭阳县志》卷八）。揭阳桃山天妃庙始建于明代隆庆初年。明代万历年间黄克谦《重修杭州右卫左所天妃宫祀》也载有《迎神诗》《送神诗》二首，其内容脱字较多，保留其中有“神之束兮，灵旗翩翩”等句。

 

　　从以上引用资料来看，妈祖的祭典的主要内容是迎神、歌舞表演者。最初祭祈程式在宋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庙祀》已经出现了“迎”与“送”的程序。但到了淳祜年间已经将“迎”、“送”二章增至五章即是“迎神始安”、“初献钦安”、“亚献丰安”、“终献飨安”、“送神成安”等较为完整歌舞表演的祭典仪式。尽管后来元、明历代相传，但歌舞、乐章、祝文都有变化，但其主要内容离不开了已经形式的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送神的祭祈程式。

 

二、关于元代妈祖的祭典制度

 

　　元朝海上漕运的发展，朝廷对天妃崇拜十分重视。不仅八次给予褒封赐号，而且经常派遣官员前往天妃庙祭祀。元代对祭祀作为一个隆重庄严的活动。

 

　　元代对妈祖天妃的祭祀情况。《元史》有载：“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凡名山大川忠义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以来，岁遣使赍香遍祭，金幡一合、银一铤，付平江官漕司及本府官，用柔毛酒醴便服行事。祝文云：‘维年月日，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于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五）。上述所载元朝对天妃的祭祀尤为隆重，逐渐形成了祭祀制度。

 

　　元代有记载着政府官员祭拜天妃的情况。如有：“先起碇之日，公诣海神天妃宫，躬县牲牵，陈俎，与神誓言曰：海漕之运，我国家万世之利也。春运之役，其昉自今。凡在人事者，予既克尽之矣”。记录一个地方官员以妈祖天妃的祭祀是十分重视，列为政府必办的一件大事。

 

　　关于祭典中祭器排座次以及来源均有记载。见有“乃五月某甲子，上御兴圣宫，公奏事次，请更造天妃庙祭器如式，以昭神贶。有旨即赐交趾所贡黄金饮盏，承舟各二；又内出白金五锭为二百五十两，勅公董成凡器、藉置庙中，备常荐。六月辛末，公橐金还吴，具宣恩旨。漕府官僚望阙称谢已，发公帑所储比年赐金五十两、总之为三百两。申饬金工准上供，新制为祭器品十二，香彝、香奁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匦而藏三平江府库，祭则出而陈之。……漕府曰：惟古神圣制品尚象，而祭为尤重。致明诚达气臭，用其所贵，非徒物也。天妃之祀，列在中祠，垂五十年。虽祭有常仪，而器不称物，犹有待于大臣之论奏，皇上之垂仁，然后数周而礼备，使不文之金石，其何以彰君赐格神休，臣实甚惧，乃来请辞，臣某昔等罪礼延，窃尝与闻，明德恤祀之义，乃执笔书之，俾后有考，其诸器数具列下方”。（元柳贯《待制集》卷一四、《勅赐天妃庙封祭器记》）。

 

　　可见，在元朝对妈祖天妃的隆崇，对祭祀活动十分庄重，就是江浙省平江路的天妃庙而举行祭祀，而引起了皇帝的重视，赐予了各种各样的祭器并规范各样的祭祀制度。也派遣政府官员为代祀官，出席祭祀天妃。有莆田人洪希文《续轩渠集》留下记载：“臣某等俯效葵倾，仰诸樾庇。霞裾云佩，肃帝子之观瞻；寿水壶山，效封人之颂诗。”叙述了朝廷的代使祀官出使湄洲，使当地民众“群生鼓舞，百祀光辉”的欣喜。总之，元朝时常派遣使者于天妃庙举行祭祀，已成当时朝廷祭典的一项牢不可破的制度。

 

三、明代对天妃妈祖的祭祀之典

 

　　明代对天妃的祭祀，可以说是前期是热点、后期较为淡化的，其原因是郑和七次下西洋之后，也是明中叶以后明廷逐渐者告别了大规模的海事活动。但在民间，天妃信仰已是深入人心，从东南沿海处处都有天妃庙宇。

 

　　明朝有关的《礼志》文献中，规定南北大庙宇祭祀天妃。如有“明直沽有天妃庙……广州天妃庙，……皆终明之世，有司岁时致祭不绝”。这些史料说明，直沽（天津）天妃宫与广州天妃庙是明朝国家祀典的重要庙宇，长期得到朝廷的祭祀；其次是南京及大仓的天妃宫也极受朝廷重视，又有“天妃，永乐七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太仓神庙以仲春、秋望日，南京户部官祭”（《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礼四）。

 

　　据明代的有关志书，湄洲天妃庙也有地方官祀祭，《明一统志》有载：“天妃庙，在湄洲屿。妃，莆人。……本朝洪武、永乐中，凡两加封号，今府城中有行祠，有司春秋祭焉”。所谓两加封号就是在洪武五年（1372），因妈祖庇佑漕运、赐封“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天妃”，永乐七年（1409），妈祖天妃庇护郑和下西洋，赐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封庙宇不在湄洲庙而是在全国各地。明代中期，湄洲天妃庙未得列入朝廷四大祭祀天妃的庙宇之列，至湄洲祭祀的官员级别不高，所以湄洲祭祀未列入《明会典》等官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湄洲庙地理偏僻，二是省级管员到湄洲是经过陆路加跨海、交通极为不便。只能在兴化府城的文峰天妃庙为“行祠，有司春秋祭焉”。为之，莆田文峰宫成为明代政府官员的春秋二祭的新地方。

 

　　有关春秋二祭、早在元代，就形成了户部官员春秋二祭祀天妃的制度。“春秋二祭”在明代是代表一种高级的祭典。《明会典》卷一六九有载：“普济禅师一祭、真武庙二祭，天妃宫二祭”。又有类似记载有《明史》：“天妃，永乐七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太仓神庙以仲春、秋望日，南京户部官祭。……诸庙皆少牢” 。将天妃列为“二祭”之列，反映了天妃在明代国家祭典中占有较高的地位。

 

　　明代祭祀天妃是用“少牢”之礼。所谓太牢，少牢，是古代祭神的牺牲。太牢，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亦作“大牢”。后太牢之礼是专指用牛的祭品。“少牢”，古代称祭祀用的豕和羊。《仪礼·少牢馈食礼》：“少牢馈食之礼”。郑玄注：“羊、豕曰少牢，诸侯之卿大夫祭宗庙之牲”。明代在祭天之时以“太牢”之礼，而祭祀天妃只用“少牢”之礼。仅次于祭天。但在清代嘉庆版《广东新安县志》中《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有载：“天妃有祠，海滨地皆有，而东莞则有二：一在县西百余里赤湾南山下，凡使外国者，具太牢祭于海岸河上，故谓‘辞河’。太牢去肉留皮，以‘革实’之。祭毕沉于海。永乐初、中贵张公源使暹罗国，先祀天妃，得吉兆，然后‘辞沙’”。这里地方包括香港一带，是最早祭祀天妃习俗的记录。庙在当时较小，但出使外国的使船经此祭祀天妃，只得下船在沙滩上向海上遥拜。祭级与别处不同，以“太牢”（祭品为牛）为祭品，但这里只用牛皮包上草，祭毕，扔进海里，然后辞（别）沙（滩），出海远航，就算获得妈祖的保佑。可见在明代有的地方祭祀天妃也以“太牢”之级别，只是在祭祀形式上有所变化。自汉唐以来，国家信仰为历代朝廷所延袭直至明代，祭典之礼都是大事。明代对天妃妈祖的祭礼模式，基本保持传统承继下来的形式，但始终没有达到规范化。

 

四、清朝对妈祖的祭典趋向规范

 

　　自宋以后，历代统治者对妈祖皆有祭祀，清代尤崇，并入祀典，朝廷遣官致祭。其祀典之制有一定规范化，是按中国传统的儒家礼仪形式进行。

 

1、清代初期实行春秋二祭及遣官主祭。

 

　　清代初期，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在清朝定台复台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统治者对天妃信仰的影响更加深入，使天妃信仰在清初成为国家正祀。首次，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奉天妃为自己水师的军神。并认为福建水师的成功是靠妈祖保佑，并“奏上，钦差礼部员外郎辛保等赍香诏诰封加封致祭”，又有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遣官裘勅往福建，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清圣祖实录》卷九十、第1139页）。经万正色的奏请，天妃妈祖成为官祀神明之一。

 

　　其次，康熙五十八年（1719），正使翰林院检讨海宝、副使翰林院编修徐葆光出使琉球的航行而顺利地完成使命。是数百年来最为顺利的一次，他们认为是妈祖的灵应庇佑。他们奏上有载：“等往返海道，略无危险，皆皇上德迈千古，福与天济。臣等奉命经行远绝远之处，神灵效顺，臣等阖船官兵以及从役数百人，无一亏损，皆得安归。臣等不胜欣幸，即琉球国属并福建省官民人等俱称奇致公页，以为皆我皇上德遍海隅之所致也。其中往返之时，风少不顺；臣等祈祷天妃，即获安吉。自前平定台湾之时，天妃显灵效顺，已蒙皇上加封致祭。今默佑封舟，种种灵异如此，仰祈特恩许着该地方官春秋致祭，以报神庥。”（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一，第35页）。从此，春秋二祭制度的实行，使天妃在清代祭祀诸神中的地位又上一个高级档次。

 

　　其三，到了了雍正十一年（1733），福建总督郝玉麟等《为请颂闽省南台匾额并立祀典事》有奏：“征调官兵六千余员名，并一切钱粮军火器械载船一百数十只，经历重洋，风恬浪静，安抵台湾，克期奏捷，是皆圣主敬礼神明，得邀请天后弘施庇护感应之理，昭然不爽。至于出哨官兵商船贾舶往来海面，洪涛怒浪，神为显佑之处，各各灵异，不可胜记，所在沿海商贾兵民祭奉最极诚敬，而于省会尤盛。查福建省城南台地方，襟江带海，商船云集，旧有神祠为万民瞻礼之所，臣等不揣冒昧，恳求圣恩，依照湄洲等处，并颁御书匾额，勅令春秋祭祀”（《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3-44页）。上述是郝氏奏赐匾额是颁给福州南台天妃宫，并“勅令春秋祭祀”。这是郝氏奏疏对天后信仰最大影响表现于祭祀制度之上。之后，礼部又制造了新的制度。如见《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有载：“其春秋祭祀应照龙神之例，令该督抚主祭。至凡江海处但俱受天后庇护弘施，其建有祠宇而未设祀典之处，亦应如该督等所请，行令各该督抚照例春秋致祭。但各省天后祠宇不皆在省城之内，如省城旧有天后祠宇，应照例令督抚主祭，如省城未曾建有天后祠宇，应令查明所属府州县原建天后祠宇，择其规模弘敞之处，令地方官修葺，照例春秋致祭”。可见，白雍正十一年（1733）之后，凡有天后庙不但都要实行春秋致祭，而且要由地方最高长官（或总督、或巡抚）亲自到庙宇祭祀。这一制度更加普及天后信仰的影响力。

 

2、妈祖祭典的祭品与等级的考证。

 

　　自雍正十一年（1733）之后，清明开始了妈祖的春秋致祭，但具体祭祀仪式却未留下详细记载，查阅有关史料，仅有清道光年《晋江县志·礼典志》、民国时期续纂《惠安县续志》，道光年间《建阳县志》及《罗源县志》均有记载。这些记载是清代中期关于妈祖祭典的宝贵史料，很有研究价值。

 

　　道光年《晋江县志》有载：“康熙五十九年奉行始入祀典。每岁颁行祭费银四两二钱，于春秋仲月吉日致祭”。上述记载着“康熙五十九年（1720）”。这与正史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提早13年。而道光《建阳县志》记载：“祭天后礼，雍正十一年，奉文各府、州、县一体建庙奉祀。乾隆三年，又奉文通行春秋二祭”。以上二条史载，说明了康熙五十九年开始礼典，祭祀天后实行春秋二祭，从雍正年间开始，并实施到府、州、县一并开始。从中可见到了地方祭典妈祖的活动，推动了朝廷祭典制度的出台。

 

　　清代对祭祀神明有严格的规定，对于祭祀天后，清史资料有载：“康熙十九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庆弘仁普济天妃，遣官诣莆田县致祭，祭文由翰林院撰拟，香帛由太常寺豫备，祭品用帛一羊一豕一，簠簋各二，笾豆各十，尊一爵三”（乾隆《清会典则例》卷八四·礼部·群祀一）。当时祭祀神明均分为“太牢”与“少牢”之区别。太牢是牛，是高级的祭祀，少牢是羊和猪（豕），是较次级的祭祀，这表明清代对天妃的祭祀是“少牢”之等级。又据有载：“祭期前一日，委官省牲，监视宰牲委员著礼服至庙。封帛毕，礼生引至省牲所省牲；礼生接毛血供香案上。省牲官行一跪三叩礼。礼毕，退”（《建阳县志》卷六）。所谓“省牲”，“牲”，《周礼·天官·庖人》有载：“庖人掌共六畜”。郑玄注：“六畜，六牲也；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孙治让正义为“用谓共祭及膳”。也就是供祭祀及食用的家畜。省牲，就是在祭祀过程中要检查供祭的牺牲是否合格，牲体是否适肥，牲色是否纯正，牲数是否齐足，都要例行检查，然后才能供在神位上，才能由“礼生接毛血供香案上”就是这个程序。

 

　　对于祭祀上的祭品，也有一套严格的规范。《晋江县志》载是：“帛一，白色；白瓷爵三、铏一、二簠、簋三、笾四、豆四、羊一、豕一”。而《建阳县志》载是：“正祭日，陈设帛一，白瓷爵三，羊一，豕一，酒尊一，铏一，簠、簋各一，笾、豆各四”。时代相同，但祭器摆供大致相同，《建阳县志》记载多有“酒尊一”，其他仅是祭器多与少之相差。据考证，这些祭器在春秋时代《周礼》、《礼祀》、《仪礼》的著作中都有来源。例如爵即古代之酒器，多为青铜器，有流、柱、？和三足。用以温酒和盛酒，盛行于商周时期。铏，即古代盛羹器。《仪礼·公食大夫礼》有载：“宰夫设铏四于豆四”。郑玄注：“铏，菜和羹之器”。青铜器之制。簠、簋即是古代食器。《周礼·地官·舍人》有载：“凡祭祀，共（供）簠、簋，实之陈之”。《礼祀·乐祀》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梁器”。一般来说簠是方形，簋是园形，均盛装黍稷稻梁之类，二者皆是青铜制成。笾豆，古代礼器。笾，《周礼·天宫·笾人》有曰：“掌四笾之实”。笾用竹制，盛果脯等。豆、形似高足盘，或有盖。用木制，也有用铜或陶制的。盛齑酱等。二者皆以供祭祀和宴会之用；在清代祭祀，用笾豆均盛枣、粟、菱、榛、盐、鱼饼等食品的。尊（樽），即古代酒器。青铜制，形似觚而中部较粗，鼓腹、侈口，高圈口。圆形或为方形，形制较多。多用以盛酒。以上这些祭器之规定是承袭周代之制。

 

　　古代之祭祀神明，有明显的等级制度。以祭器之用划分等级。据证，周礼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上大夫五鼎。东周之后诸侯“潜越”，用鼎数目逐步升级，诸侯九鼎，卿大夫七三鼎。九鼎称“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五鼎称少牢（无牛，只有羊豕）。三鼎只有豕。到了清代，只分“太牢”与“少牢”之区别。将《福建通志》或《建阳县志》等志书记载，祭孔子、关帝、天后的仪礼相互比较，清廷祭孔子，关帝都是用“太牢”之礼，祭品为一牛、一羊、一豕（猪），而祭祀天后仅用“少牢”之礼，祭牲为一羊、一豕（猪）；再从祭祀时所用祭器来看，祭孔夫子的祭器为：“白瓷爵三、登一、铏二、簠二、簋二、笾十、豆十、酒尊一。祭天后时祭器用“帛一，白瓷爵三，羊一，豕一，酒尊一，铏一，簠、簋各一，笾、豆各四”。祭天后的祭礼器仅次于孔子的祭礼器。这表明了在清道光年间，清代官民眼中的天后的级别与地位，还是低于孔子与关圣。妈祖的历史文化积淀毕竟比孔子关帝稍逊些儿。

 

3、妈祖祭祀程序、人物与过程的略述

 

　　妈祖的官祭是照准规定的典章制度举行的，十分壮观隆重。其次序有：一、主祭等角色到场人物。一般地方是知府或钦差特使担任主祭官。在明代，南京天妃宫等级高，主祭官是太常寺少卿。其他是陪同主祭官的随员。据《建阳县志》有载：出场人物有主祭官、省牲官、引赞、通赞、捧帛生、执爵生、接爵生、读祝生等八人。但不得超过八人，因“九”是大成之数，过此数不成礼仪。若有贵宾参与，不得超过四人，避喧宾夺主之嫌。所有致祭人员只能至端门（或山门）前，皆下轿或下马。这是在祭典过程必须慎重之举。

 

　　祭祀正式开始。据《建阳县志》记载：“正祭日，……五鼓，各官至庙，著采服。主祭官签祝文毕，启鼓。引赞到主祭诣盥洗所。盥毕，引至行礼处立。通赞唱：‘执事者各司其事！’主祭官就位，陪祭官就位，瘗毛血，迎神。引赞赞曰：‘上香！’引主祭官于神位前立。引赞赞：‘跪！叩首！’捧香生跪进，主祭官受香，拱举，授接香生，上柱香于炉，又上瓣香，毕。引赞赞：‘叩首！兴！复位！’行二跪六叩礼，各官俱随行礼。兴，奠帛。行初献礼。引赞赞：‘谐天后神位前立！’引赞赞：‘跪！叩首！奠帛！’捧帛生跪进，主祭官受帛，拱举、授接帛生献。引赞赞：‘献爵！’执爵生跪进，主祭官受爵，拱举，授接爵生献，毕。引赞赞：‘叩首！兴！’引赞赞：‘诣读祝位！’主祭官诣读祝位立。读祝生至祝案前，捧祝版立于案右。引赞赞：‘主祭官、陪祭官俱跪，读祝生读祝！’祝曰：‘维道光某年，岁次某干支，某月，某干支，朔，越祭日，某干支，某官某致祭于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尊神曰：‘维神菩萨现身，至圣至诚，主宰四渎，统御百灵。海不扬波，浪静风平；舟航稳载，悉仗慈仁。奉旨崇祀，永享赏蒸。兹届仲春（秋），敬荐豆馨，希神庇佑，海晏河清。尚飨’。读祝生读祝毕，捧祝版仍供案上。引赞赞：‘行三叩礼！’各官俱随行礼，兴，复位。通赞唱：‘行亚献礼！’（如初仪，不读祝，献帛）。复位。通赞唱：‘行终献礼！’（与亚献礼同）。通赞唱：‘撤馔！送神！’主祭官、陪祭官俱行二跪六叩，礼毕。通赞唱：‘读祝者捧祝，执帛者捧帛，各诣燎位！’祝文在前，帛次之。主祭官傍立，侯祝帛过仍复位。通赞唱：‘望燎！’引赞引主祭官谐望燎所立。祝帛焚半，通赞唱：‘礼毕！退班’！”

 

　　以上所述而从祭祀程序看，五鼓而启鼓，钟鼓齐呜，双阙内镛钟贲鼓齐唱，旧书有载：或鼓点弘响，或鸣炮达至六十四响，象征六十四卦，寓“八卦定天下之意”。主祭官等肃立端门前，礼司点燃独龙。开始上香、叩头及奉献祭品。主祭官是首位登堂入殿手仪，拈香回身，面向露庭，待庭中纛旗（其旗代表天神、源于原始宗教拜天地的“天柱”）竖稳之后，礼仪司唱，“拜天”，即行跪之叩首。跪拜毕，主祭官回身朝向天妃，读祝文（或祭文）。主祭官面向天妃肃立，笙吹止乐。礼仪司唱：“举乐”进行三献礼（或五献礼），即奏迎神始安之章，初献钦安之章，亚献丰安之章，终献飨安之章，送神成安之章。众官员行礼毕后，焚烧祝文与帛。在祭典期间，且“奉币享神之旦，五鼓乐既奉”，祭典官员们具肃然兴拜，无不随意怠哗，一派庄严肃穆氛围。关于五献礼或三献礼，在《礼仪》等书都有记载，基本均是大同小异，这是一整套从古至今，历代承袭的祭典礼仪。此外，献神所用祭品，盛祭品的容器，都与周代制度有息息相关，相脉承成的。这都说明清代祭祀妈祖的仪式是周代祭神方式的延续与演变。

 

五、祭祀时间、跪叩等其他的述略

 

　　妈祖活动的时间在宋、元时期是没在形成固定的惯例。例宋代李丑父《灵惠妃庙记》中叙江苏镇江京口之庙肇于南宋嘉熙戊戌（1238），迁建于淳礻右   辛亥（1251）、至翌年落成，而李氏之碑记又撰于落成之后七年，也即开庆元年（1259）。其中提到“淳礻右   辛亥闰十月既望，越一日壬申经始。京口距莆之千里，祭不越望，山川犹然，况钟山川之奇，为人之神手！”，“祭”之日也固定下来，仅是十月时间。元代黄向在《天妃庙迎送神曲》中有载：“是年秋七月庙成，越三日已亥，府帅偕郡官率属奉安神像，蒇祀报功。作迎神曲以歌之”。仅祭祀时间是七月间。元代宋？在《平江天妃庙题名记》中叙元顺帝即位时年方十四岁，且长期流放在外，而不谙朝廷对天妃之祭祀礼情况，而“顾问左右：‘神在何方’？或以东南对。上持香致敬，其方授臣床兀儿（蒙古族人）偕翰林修撰臣？奉命代祀。乃八月十七日启行，九月八日昧爽率漕运臣萨迪密实等行礼竣行”。可见平江天妃庙的祭典时间为八月十七日与九月八日之两个时间。

 

　　到了明清两代，妈祖的祭典时基本定下的。例如南京天妃宫的祭祀活动列入明代史书，在《明成祖实录》、《明大政纪》、《明会典》均有记载，其中《明会典》祀：“每岁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遣南京太常寺官致祭”。后在《全陵玄观志》里记载为：“岁遇天妃诞辰（三月二十三日），羽化（九月初九日）之日，太常寺堂上官致祭”。又有王圻的《续文献通考》记载，明代南京礼部官员天妃庙，“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而户部官员祭祀太仓神庙的天妃，“以春秋仲月望日，凡祭皆少牢”（嵇璜等《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九）。由此可知，明代礼部，户部的祭典天妃的日期有所不同。户部祭祀天妃是在仲春三月的十五日及秋九月的十五日。实然，明代漕运由户部管辖，他们祭祀天妃是为了保护漕运，所以选在漕船出发之前祭祀天妃。祭祀天妃是为了报答神明的保佑，为此选择在九月间是极好的日子！而礼部选择正月十五与三月二十三日祭祀，这个时节正是漕运北上最好的天气。古代闽人以海为生，渔民们春季北上江南与渤海，秋季南下东南亚诸国，行前都要祭祀航海之神妈祖，逐渐形成春秋二祭之典，这适应渔民们的航海生涯。另一种不固定的祭祀，主要是渔民对妈祖的祈求，或是遇到海难、求子、求财等临时性的祭祀活动。定期的祭祀海神在妈祖庙进行，包括烧香上供、祈拜、掷问、占卜、许愿、“添油香”、乞火、谒祖等，供品有鸡、鸭、鱼、猪（不是整猪）、羊（不是全羊）等，祭祀期间与仪式，十分自由。

 

　　妈祖天妃升格为天后之后，名义上已经被列入朝廷祭祀的顶级神明，但各地的祭祀制度中，天后其享受待遇规格还是逊于孔子与关帝。例如：清代官员祭祀关圣帝时，都是以三跪九叩之礼。而据《建阳县志》的记载，祭祀天后用的是“二跪六叩”之礼，这比祭祀关帝的明显降了一个格，但在《晋江县志》及《罗源县志》全都记为“三跪九叩”之礼，除外，《惠安县志续志》记载：祭天后是“前后三跪九叩首，三献饮醴，受胙与关帝同”。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差异，虽说位清廷颁布了统一的祭祀天后的格式，但在沿海诸县执行时却采取最高级别来祭祀。渔民们选择时也有他们选择的权力与自由，渔民们毕竟与航海生涯时时牵连在一起！

 

　　另外，祭祀天后的祝文。据《建阳县志》、《罗源县志》及《晋江县志》都载有祭祀天后的祝文，祝文内容一字不变而相同。例如《晋江县志·礼典》载：“天上圣母之祭，历代遣官斋香诣庙致祭。……康熙五十九年，奉行始入礼贵。每岁颁行祭费银四两二钱；于春秋仲月吉致祭。……祝文：维神菩萨化身，至圣至诚，主宰四渎、统御百灵。海不扬波，浪静风平，舟船稳载，悉伏慈仁。奉旨崇祀、永享尝蒸，兹届仲春（秋），敬荐豆馨。希神兹佑，海晏河清。尚飨！”

 

　　透过这段文字，可以见到了祝文之意是围饶着航海生涯而展开，表明了祭祀者而祭祀天后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护航海安全及自己安危。他们都将航海保护神看是他们生存的神圣依托者和保护者。

 

　　总而言之，妈祖之祭典祀仪原取于宋代，历经元、明、清代不断扩展充实规范。到清代，妈祖封为“天后”之后，爵位虽达到最高规格，便其祭祀的“典章”制度和内容基本沿承古制，只是因各种原因略有改变和发展。宋元时，政府官员与信众虽然对妈祖进行祭祀，其规模不大，规格不高；到明代祭祀妈祖的规模规格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规格都比前升高。这与永乐皇帝褒封妈祖为“天妃”有关。在清代，妈祖升格为“天后”，其祭祀规格更加升格。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妈祖被列为“春秋二祭”之神，编入国家祀典。雍正年间又下诏普天行行三跪九叩之礼，使妈祖成为清代祀典中与“文圣孔子”、“武圣关公”、齐名海神妈祖之祭祀行列。自此，清代基本把妈祖祭祀定型，以“少牢之祭、三献之礼、宫弘之乐”为基调进行，后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宫庙也不断进行不同充实、修改、提高，经过不断改变、扩展、充实，成为一大型的祭典仪式。从而祭典仪式成为妈祖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7年4月。

 

罗春荣《妈祖文化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

 

许在全主编《妈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

 

仲跻荣主编《南京天妃宫与妈祖文化》南京下关政协文史委编，1999年。

 

蒋维锬、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10月。

 

蒋维锬，周金琰辑纂《奶祖文献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10月。

 

周金琰撰《妈祖进香与祭拜活动》。内部版。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