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巡检”并非没有巡检

2017-01-08 责任编辑：贤良港我来说两句

　　“别无巡检”并非没有巡检——许更生几乎所有流传之妈祖典籍史乘，如《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等，都载明妈祖之父林惟慤“为都巡官”（又称“都巡检”）。然而，长期以来，却一直有些人士对此持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具典型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例如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蒋维锬先生就曾明确提出：“北宋前期莆田沿海根本就没有置巡检，更不会有都巡检。”新近出版的《湄洲妈祖志》又提出了类似的质疑：“林惟悫（或林愿）的都巡检之职亦不可靠。五代·闽莆田是否置巡检，不见记载，北宋至兴化军设置后（980），才有屯驻、驻泊各一员，分别驻在迎仙（今江口镇）和系蓼（今忠门镇）。至于都巡检，则福、兴、泉、漳四郡才置一员，更不可能在湄洲或贤良港。”由于妈祖之父林惟慤，是直接关乎妈祖本支嫡系的关键所在，也直接涉及妈祖其人诞降的真实性问题，因此特别需要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首先是，北宋前期莆田沿海究竟有没有“巡检”？或曰“五代·闽莆田是否置巡检”？事实上，巡检、都巡检作为差遣官名始于中唐。“互动百科”载：“都巡检，五代后周间(951-960)，设沿海都巡检。”并且举例曰“驻砚江(今福建霞浦县溪南镇砚石村)，置都巡检(都巡检使，品级为七品)1员，统兵驻防。”到了宋代，宋政府开始在州县普遍设置巡检，巡检的种类和数量空前增加。特别是在地方上远离州县政治中心的山水险要又是交通必经之处、商业市镇、盐茶生产场务和运销途中，沿边沿海等边防要地等等，普遍设立巡检司。大使臣以上担任者称都同巡检使、巡检使等，小使臣担任者称巡检。《宋史·职官制·巡检司》：“国朝有沿边溪峒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又有刀鱼船、战棹巡检，江河淮海置捉贼巡检，及巡马盗铺、巡河、巡捉私茶盐等，……皆掌巡逻与稽察之事。”“中兴以后，分置都巡检使、都巡检、巡检、州县巡检，掌土军、禁军。招填教习之政令，以巡防扞御盗贼。凡沿江、沿海招集水军，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皆置巡检一员。往来接连合相应援处，则置都巡检以总之。”北宋建隆三年（962），每县置尉一员，兼巡捉私茶盐矾等。“谨邻保之法，严警察之备”。此后，各级政府除行政长官外,特设相平行的巡检官。巡检与县尉共同成为宋朝维护基层社会治安的重要武力：县尉负责县城治安，巡检则主要维持乡村治安。巡检所属的有“厢兵”、“土兵”、“寨兵”、“乡兵”、“铺兵”。平时他们的主要社会角色是“警察任务”。从徽宗之后直至南宋，宋廷大多招募熟悉驻扎区内山川地理、人情风俗的本地人为巡检土兵，维护地方治安。宋代巡检制度是我国治安体制的一个重大更新，属我国历史上最早警察性质的机构。宋代巡检制度不仅为宋人称之为“万世之良法”,而且影响后世,元明清均有承袭,成为基层社会的治安管理官员。以上是纵向以及面上的情况。那么宋初福建，尤其是兴化军的情况如何呢？位于莆田老城区中心的莆田古谯楼，就是石头砌成的答案。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诏命兴化军治自游洋迁至莆田。兴化军首任知军段鹏建设新军城，他以原来的都巡检廨（官署、官舍）为军治（此后，宋代军署、州署，元代路署、明代府署，明清卫署均在此地。府衙后面，至今尚留“衙后”街名），迁都巡检廨于子城之西，以便巡警。而原都巡检廨的那块地，是北宋初陈靖的宅第，后捐为莆田县都巡检廨。陈靖（948-1026)，熙宁元年(1068)追赠尚书左仆射。李俊甫（莆田人，1217年进士）《莆阳比事》载：“陈靖，字道卿，好学通古今，利害事历七郡，凡赋敛害民者，悉奏罢，王称循吏。”陈靖捐宅义举，1994年新编出版的《莆田县志》还记上一笔：“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让私宅建造兴化军治，因移家至橄榄巷（今城厢长寿街庙前路）居住”。可见，北宋初年，莆田县就已经兴建了都巡检廨，怎么会空空如也，没有“都巡检”呢？有人说过：“建筑是一部重要的史书”。确实，古建筑蕴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如同石头写就的更为真实可信之“史书”。怎能因自己所见的几本史书上“不见记载”，就轻易予以否认呢？蒋维锬先生关于“北宋前期莆田沿海根本就没有置巡检”的看法，其所谓“依据”，就是蔡襄嘉祐元年（1056）再知福州、并于当年九月所上的奏疏《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然而，通读《蔡襄集》该文不难发现，蒋维锬的“依据”乃偏颇之误解。蔡襄庆历四年至七年（1044-1047）知守福州，庆历八年（1046）任福建路转运使；加上其本人原籍兴化军枫亭人，因此对福建省情相当熟悉，尤其是八闽沿海状况。因此，蔡襄《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开篇第一句便曰：“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尽是边海，……其海口旧时各有镇寨把扼海路，后来无事，兵士渐次减少。”请注意，这里明确指出，包括兴化军在内的“海口旧时各有镇寨把扼海路”，后来巡防兵士才“渐次减少”——但也并非不剩一兵一卒了，乃至于“没有巡检”。蔡襄在奏议中还明确指出：“福州闽安镇把港及钟门巡检一员，在海上封椿舶船。泉州有同口巡检一员，去城七里，每年下海封椿舶船。漳州旧有黄淡头巡检一员，号为招舶，亦是夏间下海。”“臣今乞令福、泉、漳州、兴化军旧有刀鱼船及巡检司入海舟船，量与修整，旧有舟船亦乞量置五七只。其宣毅兵士差下巡检司，并令教习舟船，谙习水势。”“兴化军管界巡检移近军城，給与舟船，令往来海上巡警。”蔡襄还特地针对被不当安排的“兴化军巡检”和“漳州黄淡头巡检”提出批评：“兴化军巡检一员，却在兴化县山中，去军城百里，海上别无巡检。”这里说的是，有关上司不该把管理海事的巡检派到山中去，使其丧失原有的职能（如“在海上封椿舶船”“点检商税”“出入海路收捉茶盐”），但其职务（或按当今语言叫做“单位人员编制”尚在），致使海上防备暂时出现空挡——“海上别无巡检”——海上没有另外其他的巡检了。不料，这五个字竟然被误读为“莆田沿海根本就没有置巡检”云云。对于这个曲解，莆田文史界老前辈林祖韩先生当年就曾予以质疑，认为“莆田县在宋初，贤良港附近的吉了城设有巡检”。而且其依据也正是蔡襄的《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林祖韩先生《妈祖诞生地贤良港和天后祖祠的调查》笔者未曾拜读，这段文字转引自陈容明先生未刊稿《妈祖的出生和出身》——网络电子版甚多）由于蒋先生的误读，造成了长期不良影响。因为此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既然宋初巡检一职是虚构的，那么身任其职的林惟慤岂不是子虚乌有？当然更谈不上其履职安家、生儿育女等等。其实，整个宋代直至元明清，巡检就一直在莆田海域巡察，其湄洲湾衙门就在吉了（今东吴）安营扎寨——至今当地尚留“衙前”的地名。《忠门镇志》清清楚楚载曰：“熙宁四年（1071年）设水寨于系蓼澳（今梯吴村吉了），称吉蓼寨。有巡检1员及弓兵125人，以查检过往船舶，防备海盗。”宋代状元、清源（泉州）梁克家（1128－1187）于淳熙九年(1182)官拜右丞相，封仪国公；同年，撰写《三山志》。其《三山志·兵防类》中，有关巡检、都巡检的记载也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庆历四年（1044），敕逐路留都巡检一员，……而漳、泉、福、兴同巡检”；“福州、兴化都巡检始定二百人为额”；“绍兴六年（1136）七月，安抚司奏置水军三百人，分隶福、兴、漳、泉都巡检两寨，每寨一百五十人，……时多海寇，始议迁寨近海。”“漳、泉、福、兴积募到船三百六十只，水手一万四千人，仍于濒海巡检下土兵内取七分识水势人，每月一次，同土豪、水手船出近海港口教阅三五月。”“福、兴化、泉、漳于一道，为控带山海之国，往往依险为守。……是以风帆浪舶往来，冲集要害之处，与夫去城邑为远地者，莫不置寨巡检，牙钩股附，气势相犄角，一旦有急，合以从事。”政和二年（1112），“本路巡检，除四处都巡检及建州、崇安，专提举摆铺，合差禁军。其余旧置及添置巡检、巡盐寨共三十六处，共三千五百十五人”；“元丰二年（1079）十月，闾丘提刑孝直奏：‘沿海州、军控扼地分，乞添置巡检，防遏盗贼。’时永泰县辜岭都巡检一员，……以七十人为额，管认福州永泰县、兴化军兴化县地分巡警。”据明邑人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吏纪一》载，兴化军设官如下：“……兵马都监兼在城巡检，……迎仙寨巡检一员。系蓼寨巡检一员。注：小使臣衔带兴化军、泉州巡检，捉私盐兼沿海巡检。兴福都巡检使一员。兴福二县巡检一员。注：小使臣衔带福州永福、兴化军兴化两县地分巡检兼催纲、巡捉私茶盐、盗贼公事。”“华胥山在极了。莆田地至此而极，复崛起而为此山，得气旺盛。山下有东西二澳，居民千余家，买卖辐辏。吉了巡检司在焉，南日山水寨亦在焉。其山与湄洲屿隔海相望。”“华胥山南有吉了巡检司”“（黄石）青山上有巡检司。”《莆田市志·兴化军署》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兵马监押1员，以兵马都监兼。在城巡检小使臣。迎仙寨巡检1员，系小使臣，衔带监。击幕寨巡检1员，系小使臣，兴化军泉州巡检捉私盐兼沿海巡检。兴福都巡检使1员，系大使司臣。由福建路安抚使司参军统领。在萩芦置寨。兴福缉捕官1员，系差使臣。掌兴化军、福州沿海缉捕，隶属萩芦寨。兴福二县巡检1员，系小使臣。巡检兴化、永福二县地，负责捉私盐、私茶、盗贼之公事。兴泉巡辖马递铺1员，系小使臣。巡辖兴化军，泉州马递铺。……”《莆田市地名志》载：“明代，吉蓼集镇设有巡检司及水军营寨，兴建吉蓼城垣，居民多达千余家，集镇十分繁华。……元代以后，兵船多泊于贤良港港。可避7～10级东北风，可供6艘护卫艇临时停泊”。从以上史料，可以推断都巡检林惟慤之衙署，大致在吉蓼-贤良港港附近，而不在弹丸之地湄屿，则是肯定无疑的。至于官衙更大的“总管”，当然更会立足大陆而并非小屿了。其顺理成章的推论自然便是：林孚、林惟慤的常年居所应该在临近衙署的贤良港，而并非湄洲屿。据当代著名宋史专家苗书梅教授《宋代巡检再探》考证，“福建路八州军有巡检28员，所领兵士3500人”。（见《中国宋史研究会2008年昆明年会论文集》）以上古今史料，至少说明三点：1、始于中唐、盛行宋代的巡检制度，是涵盖全国的严密的治安体系，作为八闽名邦、商港众多、进出口数量庞大、造船业兴盛的莆田，岂能置身局外，不予实施？2、驻扎在迎仙、系蓼的是正儿八经的巡检，而非“屯驻、驻泊”；兴化军巡检也绝非仅仅两名而已。3、都巡检并非“福、兴、泉、漳四郡才置一员”，而是多员。因“往来接连合相应援处，则置都巡检以总之”，故此就有“兴福都巡检使一员”，甚至“永泰县辜岭都巡检一员”等等——共计“福建路八州军有巡检28员，所领兵士3500人”！造成误解的原因，恐怕是作者误读了“都巡检”之“都”。其实，这个“都”字，并非“都郡、都市、州都”之“都”（大城市、都会），而是“全、总”之意。古代称头目、首领之类，如都领(总领,总管)、都邮(古指邮驿总站)、都统、都尉等等。因此辞书解释“都巡检”职务时，称“各地接连之处置都巡检加以总管”云云。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也说得很明白：“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皆置巡检一员；往来接连应援处，则置都巡检总之”。贤良港居于福州、泉夏航道中点，是典型的“往来接连应援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在此设置“都巡检总之”，当然是势在必行的明智之举。这里，还可以顺便回答这样一个疑问：身为官吏“都巡检”女儿的林默，怎么会驾船、挽缆、拾螺、纺织呢？经查《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三卷·职官俸禄》，“巡检，堡砦城外巡检，监排岸，十县巡检，系三班使臣者，各一百五十石。”北宋熙宁（1068-1077）以前米价一般为每石六、七百文，布价：真宗时期（998—1022）每匹约为150—300文；绢价：在哲宗元符（1100）前，每匹约为一贯左右。如此折算，巡检之俸禄要养活一个8口之家也并不容易——尽管宋代官员的俸禄在封建社会是遥遥领先的。况且，巡检不但待遇低下，而且俸禄衣粮还经常被拖欠。这么说来，林默从小像普通村姑、渔家女那样辛勤劳作，甚至为“里中巫”，也就不奇怪了。并且，父亲林惟慤负责一方的海疆巡逻，风里来雨里去地驾舟行船，巡察救助；林默从小就耳濡目染，熏陶其中。这也为她最终成为海上保护神作了情理之中的强有力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