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的妈祖文化述论(2)

　　清朝统治阶级为利用宗教实行愚民政策而大肆宣扬妈祖灵应。康熙十九年，闽浙总督姚启圣奏封妈祖为天上圣母。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出兵台湾，施琅以为妈祖相助，遂“请礼部致祭，敕建神祠于原籍，纪功加封天后。五十九年编入祀典”。（注：李元春：《台湾志略》卷1。）雍正四年，御赐“神昭海表”匾额，悬于台湾、厦门和湄洲。雍正十一年，又赐“锡福安澜”匾，并“令沿海各省一体奉致祭”。（注：转引自林家恒：《妈祖信仰的对外传播》，《文史知识》1997年第8期。）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褒扬妈祖灵应的目的是宣扬君权神授以惑人心，巩固其封建统治。清人陈云章在《湄洲谒天后宫》中写道：“宣和赐号庙貌古，淳熙以后难悉数。或称夫人或称妃，我朝封号恩尤普”，这便十分明了地陈述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妈祖的褒扬。据统计，自北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妈祖共被褒封59次，封号达66字之多，成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潭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普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天后之神”。同时还被御赐庙额4次，甚至列入国家祀典。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出于自己的统治目的而对妈祖大肆封赐褒爵，使之更为神化，这无疑会加速着妈祖文化在港澳台的形成与播行。代表封建社会大传统的统治阶级文化虽与代表乡民或俗民的小传统文化有所不同，但它们却是相互影响、互动互补的，“大传统引导文化的方向，小传统却提供真实文化的素材，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的重要部分。”（注：《太仓州志》卷10。）（注：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96、295、296、144、145、157页。）因此，作为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港澳台的妈祖文化不可能不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大传统的影响。

　　历代文人儒士对妈祖女神的积极鼓吹与颂扬，又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妈祖的神异成分，成为妈祖信仰在港澳台形成与播行的助推力。

　　宋代妈祖信仰形成后，历代文人儒士和达官贵人对妈祖歌功颂德、褒扬有加。撰于延佑二年（1315年）的《昆山灵慈宫原庙记》说：“今夫轻舟单舸，以行江潮，尚有风涛不测之虞。”“当其霾噎敛藏，天宇澄穆，然犹奋击震荡。若乃纤云召阴，劲风起恶，洪涛腾沓，快风吹撞，束手罔措。……千夫怖悚，命在顷刻。于是，吁呼天妃，应答如响，光景赫然见于樯端，而船中之人如婴之睹怙恃矣。”（注：（宋）黄公度：《知稼翁文集》卷5《题顺济庙》。）宋绍兴八年（1138年），状元黄公度在《题顺济庙》中写道：“枯木肇灵沧东海，参差宫殿翠晴空，平生不厌混巫媪，已死犹能效国功。万户牲醑无水旱，四时歌舞走儿童。传闻利泽至今在，千里危樯一信风。”（注：（宋）黄公度：《知稼翁文集》卷5《题顺济庙》。）宋人吴自牧亦述“其妃之灵者，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舶，其功甚大。”（注：（宋）吴自牧：《梦梁录·外部行祠》。）尽管妈祖传说虚无缥缈，但由于文人的褒扬和达官显贵的倡导，妈祖传说“上达天听”，下入民心，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妈祖文化在港澳台地区的形成与播行。

　　妈祖受到民间和朝廷的特别崇拜，与她经常显灵和现身渡劫的传闻有关。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祭奉神灵的目的是祈求平安，他们关心的不是教义经典、教派教统等等，他们在乎的只是哪些神祗最能护佑平安降赐福祉，以及如何遵奉神祗的教谕以保证福祉的延续；对于上层士大夫或文人儒士而言，祭祀神灵则是一种仪式，“甚至是一种教化的工具或稳定社会关系的手段。这就是古来大传统与小传统之所以分歧之处”。（注：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96、295、296、144、145、157页。）但是，不论大小传统社会如何分野，亦不管他们祭奉神灵的目的是否相同，但他们在奉祀神灵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港澳台汉族民间小传统甚至在远离大陆大传统的情况下仍然信奉妈祖的原因。

　　古代人们在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情况下常求神灵保佑。在海上或海边生活的人们面对的是反复无常、威力无比的异己力量。因而他们特别希望冥冥之中有力量更为强大的神灵在危险之际来拯救自己、保佑自己。险恶的自然环境及这种环境背景下的人们心理状态为妈祖信仰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儒士对妈祖的褒封颂扬使之更为神化，又助长了妈祖文化的形成与播行。总的看来，港澳台妈祖文化的形成是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与特殊社会环境合力作用的产物。

　　三、港澳台妈祖文化的特点

　　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文化，港澳台的妈祖文化既具有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特点，同时又由于它们所处的特殊环境而具有自己的文化特点。

　　首先，港澳台的妈祖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移民”文化。从前述港澳台妈祖文化的形成状况可以看出，港澳台的妈祖文化形成史基本上是闽粤人的航海移民史。随着闽粤人移居港澳台，他们原有的妈祖信仰亦随之而来。港澳台妈祖庙的香火基本上是从福建妈祖故乡分香过去的。台湾的妈祖庙来自闽南民系，并非土产。澳门的妈祖庙也是从福建的妈祖庙分香过去的。换句话说，“澳门妈祖阁的妈祖神像，也是福建祖庙的‘分身妈’”。

　　其次，港澳台的妈祖文化作为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一部分，它既具有与儒释道交融的特点，同时由于它们曾处于外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因而又具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点，这在港澳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港澳台妈祖庙的造像来看，除正殿主祠妈祖外，配殿往往还陪祠观音和关公，两侧还塑有侍者形象。儒释道与地方神祗崇拜熔于一炉，不同宗教的诸神共同祀奉是妈祖庙的一个显著特征。妈祖信仰产生于宋代。自宋以降的儒释道的许多中坚人物都主张“三教”旨归同源，故有“礼之中庸，伯阳之自然，释氏之无为，共为一家”（注：《宋史》卷277《宋太初传》。）、“儒门释户道相道，三教从来一祖风”（注：《重阳全真集》卷1。）之说，尽管儒、释、道对妈祖信仰产生了一些渗透和影响，但一般民众的妈祖信仰仍保留着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并未完全等同于道教或儒门，只是融进了它们中的若干因素。儒释道竞相对妈祖信仰渗透和施加影响，反映了宋代以降“三教”与民间信仰相互融合的趋势。妈祖信仰对儒释道有关因素的兼收并蓄，则是“三教”合一潮流在民间信仰方面的具体反映。澳门妈祖阁摩崖石刻中的“布衣”诗云：“古木涵江影，峰奇石亭。鱼龙沾佛法，鸟雀带仙灵。水镜云磨碧，山屏雨洗青。莲花开世界，烟霭遍南冥”。（注：转引自唐思：《澳门风物志》，澳门基金会出版，1994年，第194页。）这首诗简约含蓄地描绘了澳门妈祖信仰与儒释道交融的情景。

　　港澳台曾分别处于英、葡、日的殖民统治之下，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地华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与大陆保持正常友好的民间交往，他们只能通过原有的文化习俗来认同中华民族和“寻根”。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港澳台的妈祖文化不但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削弱，相反却有增强繁盛的趋势，并逐渐渗透到当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妈祖文化与当地政治、经济的互动。

　　日本占据台湾时期，当地的宗教信仰受到严格控制。此后台湾人民又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海峡两岸的民间交往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台胞在未能回大陆探亲访祖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祭奉包括妈祖在内的民间诸神来表达他们的思乡念亲情结。随着海峡两岸民间往来的不断加强，民间信仰已成为其中一个重要中介。台湾同胞护送“妈祖”到福建“省亲”，是两岸人民相互交往的一种形式。这对台湾当局开放台胞民间赴大陆探亲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同时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使之从民间下层向上层社会延伸，甚至有些地方官员及政界要人也以出席或主持民间宗教的仪式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因此，包括妈祖信仰在内的民间信仰在台湾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台湾妈祖祭祀庙会设商行，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妈祖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决定了港澳地区是个渔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妈祖信仰传入港澳后，逐渐成为当地渔民的主要信仰。祈求海上生计平安，是港澳渔民信仰妈祖的主要动机。但就渔民从海洋中获取资源本身来说，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尚未能保障他们自己的生计。渔民必须将其产品投入市场，换取劳动报酬才能维持生计。渔民通过一种复杂的交易制度与专营批发水产品的中间商——渔栏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没有法律和金融方面的担保，除了要靠彼此之间的信任来维系之外，显然还需要一种外力来维护。于是，早已深入渔民民心的妈祖女神便再次发挥作用，成为维系这种关系的商业守护神。“每年（阴历）三月二十三日在妈祖阁举行庆祝妈祖诞辰的仪式……当天下午四五点钟举办盛大宴会……这方面的资金来自向渔民募捐，另外街坊、船厂、渔栏也出钱，共同举办这次活动。还请戏班来演戏，这方面的资金则由渔民和陆上居民共同组成的‘妈祖阁水陆演戏会’来筹集……。”（注：陈衍德1995年12月19日访问冯喜、洗多安、张新广的谈话记录，见《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第63页。）经营渔栏的商人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而信仰妈祖，其程度并不亚于渔民。渔栏商人除了与渔民共祀妈祖外，还捐资兴建或修缮妈祖庙。据统计，澳门离岛道光年间捐建妈祖庙及其他神庙的渔栏商家有7家，同治年间有6家，光绪年间增至36家。此仅澳门离岛渔栏商家的捐建情况，若将澳门半岛亦考虑进去，则其数量就更大了。这说明，妈祖在澳门的商业氛围中被赋予了商业神明的成分，其神力已涵盖了保护商民、维护信用和保障流通等诸多方面。

　　澳门历史上既是西方传教士的集结地，又是西方商人的中转站。西方传教士与商人合为一体的情况在澳门并不乏见，因而“宗教和商业不可避免地就结合到了一起。”（注：C.R.博克萨：《十六——十七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澳门妈祖信仰与商业经济的互动，不仅表现在诸如传教士与经商结合这样的浅层次上，而且还表现在妈祖信仰逐渐被澳门中外人士所普遍认同，进而形成一种合作的、开拓进取的商业精神。由于“澳门文化是迄今四百年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逆向交流的独特产物。”（注：黄晓峰：《澳门的文化视野：世界与中国》，澳门《文化》杂志第13、14期合刊，1993年第2季度。）妈祖文化作为澳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澳门华人认同的同时，亦渐为西方人士所认同。妈阁（Macau或Macao）一名在西方人中的熟知，既说明了澳门妈祖文化的底蕴深厚，同时也反映了妈祖信仰对西方人士的影响绝远。葡人“已经知道了该港的正式名称，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海员，尽管阿妈（妈祖）是异教神，可是他们还是愿意用渔民保护女神的名字来称呼该港口”（注：郁龙余：《妈祖崇拜与中外文化交流》，澳门《文化》杂志第13、14期合刊，1993年第2季度。）

　　当然，澳门的天主教会和妈祖信仰曾发生过矛盾和冲突。但由于妈祖信仰早已深入当地华人心中，澳门天主教区的查主教（Dm.Fr.FrancisdeNa.sra,daLuzchacim）鉴于无力阻止异教的节日活动，便转而向其管辖的天主教徒施加影响。他于1816年4月15日（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即妈祖诞辰前五天，发表了一份告诫书，“以慈父般的语调劝诫说，所有的基督教徒，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在中国人的游行队伍通过时，不能在街上或透过百叶窗偷看，违者革除教籍。但这项惩诫几乎无法实行，因为在基督教徒的总数中，也许不到五十名为成年人，他们能够抑制诱惑的冲动。然而，其他人却认为观看是一种乐事。妈祖信仰由此渐为西方人士所容许。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妈祖信仰与宗教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却有共同之处。“宗教会以不同的强度和不同的意义影响人们的经济态度和行为。首先，就诚实、公正、守信用这些个人的和商业的美德而论，它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而当宗教能成功地把这些美德灌输给自己的信徒的范围内时，宗教便对经济产生了影响。（注：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9页。）妈祖女神所代表的母性慈怀和公平正义，正是吸引着不同地域、不同职业和不同阶层的渔民、渔栏、船厂、街坊之人聚集到她身边来的精神引力所在。当他们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或有意识无意识地考虑到的对他们自己适用的东西都变成自身的一部分”（注：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页。）的时候，那种为社会普遍认同的诚实、公正、守信的商业精神便生成并延续下来。于是，妈祖信仰与商业经济的互动便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得到了升华。

　　在香港，虽然澳门渔民和渔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传统渔商经济模式已不复存在，但其合作、开拓、进取的商业精神却已生成并延续下来。这可以从香港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神诞的隆重庆贺活动中得到反映。

　　四、研究港澳台妈祖文化的意义

　　港澳台的环境特殊，其文化亦比较特殊。研究港澳台的妈祖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港澳台都是高度现代化的地区，但依然盛行着包括妈祖崇拜在内的民间文化。这就给现代化理论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课题：到底民间文化是否与现代化相冲突？为什么民间文化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失，却反而增长复兴？马克思·韦伯在《中国宗教》中以新教伦理为理想模式考察中国宗教是否符合资本主义形成和现代化的需要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研究乡民社会现代化的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通过不同的研究途径，亦得出了与韦伯相似的结论。近年来的中国青年人类学者王铭铭先生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民间宗教在许多地区得到部分复兴，在某些地区甚至它的内容出现添增现象，这可能说明民间宗教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有关民间宗教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延存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现代化的理论。（注：王名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77页。）对于中外文化杂处的港澳台民间文化的研究，其意义可能会大大超出区域文化的范畴而具有世界性的特质。这是因为，就我国的现代化的状况而言，目前国内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港澳台那样富于典型：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却又传统与现代并存。中外异质文化在民间文化方面的冲突与调适，使得当地的民间文化更自然地趋向于现实功利态度的转化和适应。在民间文化的信仰中有不少现象是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的。因此，我们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民间文化，也就不无现实意义了。

　　其次，港澳台特殊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妈祖文化对于维系海内外华人的心理认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研究这一文化，有利于增强华人世界的聚合力。妈祖文化是中国民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信奉妈祖的福建人和广东人移居世界各地而传播各地，其范围已随着中国人的足迹遍及全世界。中国的民俗、民间宗教、航海史、华侨史，无一不与妈祖关系密切。由于妈祖信仰与儒释道相交融并成为海外华人民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在华人社会中具有极强的聚合功能。台湾汉族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妈祖崇拜这样一条宗教文化的纽带，来体现自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在中华民族中寻找自己的‘根’”（注：章文款：《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出版，1995年。）。“他们每年举办的‘妈祖回娘家’到湄屿进香等活动，名为祭祀妈祖，实为是一种返乡寻根活动。”（注：李露露：《妈祖信仰》，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34页。）海外华人“同样是通过对妈祖的崇拜，来寻找自己在中华民族的根。”（注：章文款：《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出版，1995年。）。这种“寻根”的信念，使妈祖信仰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使之得以长期延续下来。无论是大陆农村，还是在南洋群岛海滨，年复一

　　年的迎神、祭神、娱神等宗教庆典活动，都会强化华人的民族意识，增进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从而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聚合力。港澳台由于其特殊的环境而具有增进华人团结的重要作用，这正是我们研究港澳台妈祖文化的意义之一。

　　再次，随着港澳台与海内外华人民间文化交流的增强，基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华人商贸往来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促进民间文化的发展。文化背景的相同或相似性是商贸合作成功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妈祖文化与商业经济的互动关系前述及。这里想说明的是，随着妈祖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有利于拓宽与之相关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港澳台与国内旅游合作初见成效便证实了这一点。据统计，1992～1993年福建接待台胞总数达178万人次，1998年1月至10月更呈强劲的增长势头，共接待游客28.9万人次，比1997年同期增长九成多。港澳同胞来闽人数至1997年已连续4年在福建接待境外游客中位居第一，其中香港年均增长8.7％，澳门从1983年至1998年激增3.7倍。另一方面，港澳地区是福建居民最重要的出境旅游和探亲地。1984年，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办理“澳门游”业务。后来两省赴澳旅游部门又实行了“香港游”的优惠政策。至1997年时，赴港旅游的福建居民已达5万人次。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福建赴港澳旅游的人数将会更多。1998年，港澳台三地首次同时参加中国内地旅游交易会，而且香港认购了展台，澳门也举办了“澳门风情展示会”。它们积极地参加交易会，与主办地在著名的侨乡福建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