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莆田迁界事变的珍贵史籍 ――余飏《莆变纪事》简介

　　近读心仪已久的《莆变纪事》（下简称《莆变》）一书，这是一册记载清初莆田沿海迁界事变的珍贵史籍。该书系明代莆田县人余飏所撰。余氏字康之，自称生长于芦中，为芦中之人，故号季芦、芦中人。崇祯十年（１６３７）进士，知安徽宣城县，善折狱，有政声。后迁浙江上虞县。弘光时，官吏部考功司郎中，出为广东按察副使。未几归里，杜门不出。鲁王监国，曾召为左都御史，累辞不就。清顺治初年，与阁部朱继祚等在莆参加抗清起义，兵败被俘，逾年得释。此后，隐居海隅，读书著述，独喜为诗，间涉为文，著有《芦腊史论》《芦中诗文集》、《识小录》等书。

　　余飏所作《莆变》，全书文不足三千字，较为翔实记载明末清初莆田沿海地区，经历郑成功海上起兵抗清，和清廷施行海禁迁界等事件，引发社会的重大动乱，对迁界事件记述尤为详尽，是研究明末清初莆田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情况，一部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

　　《莆变》对清廷迁界海禁事件的记载，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是迁界时间。迁界海禁作为清初福建沿海重大事件，现有史乘不乏记载，对其实施时间多认为清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冬，新编莆田市志、县志亦然。《莆变》之《虎患》目称“庚子（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仲夏，有虎突至。不二年，而有迁界之变。”《人稀》目称“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文中二处均称壬寅年即康熙元年（１６６２）迁界。此说与杜臻所撰《闽粤巡视纪略》一书记载相符，杜氏为清廷特遣巡办复界事务长官，所记当有官方文案依据，可证《莆变》对迁界时间记载的精确性。

　　二是划界过程。该书《画界》目载：“时有满（州）大人苏达海，巡历形势，定为清野之议，将边海居人尽移内地……刻期十月内不迁，差兵荡剿。以壶山、天马侧入雁沁为界，初议犹存马峰（今属北高）、惠洋（今属黄石）、笏石，及满州官自来定界，并三乡而截之。”

　　三是迁界行动。该书所记颇为详尽：“（边海界外）燔其舍宅，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起初，近界十余里及大度通平海、莆禧一带，“房屋尽毁，足迹如扫”；东沙（今属灵川）、尾莲塘等远界地区，原塞未隳，居民复集其中。后京师派员巡界，勒令尽迁，乡民负塞拒命，乃督兵攻下，系垒男妇入城。播迁之后，又大起民夫出界毁屋撤墙，又令巡界兵割清，使寸草不留于地，“至是一望荒芜矣！”《画界》目记述边民内迁惨况：“方其时，就居城乡，填门塞巷。有亲戚者，兴采葛依居之叹；无亲戚者，尽离鸿中泽之哀。糗粮薯麦，富者足支一年，贫者日月可计。于是，流离转徙，死亡荡析。”移民们起初视为暂时办法，后见焚屋撤墙，砍树筑寨，法禁日严，“始有无归之叹。”

　　四是边界管理。该书《墩塞》目云：“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厄塞，建塞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墩塞以石为身，石取界外屋址、墓石，至于丰碑穷碣，辇致靡遗。又起盖墩寨内兵房官厅，木植瓦料，尽取民间。”塞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由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并披露巡兵营弁求赂索骗的腐败行径。南洋以天马、陈墓为海道咽喉，每日放出验入，各有钱多二三十金。每一换汛，营弁钻求赂百四五十金。

　　五是迁界严重后果。该书以重笔浓墨记载了迁界事变，造成社会动乱的严重后果，及民众生活惨状。由于划界迁民，致使沿海地区撤村毁屋，良田遗弃，居民无以为生，四处逃亡流窜，更有铤而走险者，聚徒抢掠，加重了匪患。同时因大肆砍伐山林，破坏生态环境，逼使山虎闯入都市袭人，啮人事件踵生。加之连发水旱大灾，三季失收，天灾人祸并袭，民众生活甚为悲惨。作者进而从历史角度，专立《人稀》一目，考察明末清初莆田人口增减情况，深刻揭露海禁迁界事变，对莆田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创。指出：“自倭寇扰乱，十年生齿损耗，嘉靖壬戌至崇祯甲申一百余年休养生息……故吾乡生聚之盛，未有过于崇祯时也。国变以后，丁亥戊子之乱，山海纠合，乡树一帜，家兴一族，乡与城仇，南与北敌，山与海閧，杀戮如草，白骨盈郊……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遗，逃亡流窜，遍野哀鸿，不可收拾。加之甲辰、乙巳，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内之民，死于刀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而招安贼伙，又复加欺凌，土著残黎，又无一聊生矣，吾乡人民，真九死一生矣！”显示其深刻史识，及其对民生的深厚同情之心。

　　《莆变》一书，向无刊本，仅以抄本行世，余所见系福建省文史馆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