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祖到底诞生在哪里？

             
一一也谈湄州岛七十年代前的真相

   2016年5月，莆田有两位文人，利用湄州岛有关部门主编的非正式刊物《妈祖故里》中，撰写了《读出历史真相》的《前言》，用不该是文人使用的语言，谩骂和攻击对“ 妈祖诞生地”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还用恶毒的词语诬篾莆田人民十分爱戴的老领导，他们的这种行为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一些市领导和学术界专家、学者的严厉批评。但他们不思收敛，竟敢在11月1日湄州岛上由莆田市委，、市政府主持召开的《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上再次用“湄州妈祖祖庙董事会”署名，又发表了这篇骂人的《前言》，并在会上大量发行，在与会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在国际友人面前给莆田市领导和妈祖故里人民打脸，实在不该！

  看来，这俩先生七十年代前沒有去过湄州岛，更没有来到贤良港实地考察过，故对这两地的真实状况毫不知情。大概他们是从蒋维锬先生主编的《妈祖史料彙编》中摘抄出65条记载“ 妈祖是湄州或湄洲屿人”的文字，就认为是“极其正确”的条文；把八十年代初有人在湄州岛东蔡“北头”村的一块过去渔民作为晒小鱼虾干的大石上，造假雕刻的“天妃故里”四个大字，当做是特别的依据；他们用虚设和想象的论述，误导信众。而对贤良港天后祖祠的历史和港里至今保存的宋、元、明、清各朝的诸多历史文物古迹故意视而不见，竭尽全力地坚持“妈祖诞生地就是在湄州岛”的论点。

   笔者巳年过古稀，是40年代土生土长的港里人，1984年10月从莆田被调到湄州岛工作，在岛上度过了十多个春秋。少时也曾随祖父在湄洲岛上不知往返了多少次来回，亲眼目睹湄州岛上的一草一木和各种变化。几十年来与岛上诸多同事及其上辈、故友亲朋的深情交往，对在岛上的许多陈年旧事记忆犹新。特别是1987年农历九月初九，海峡对岸的台湾台中县大甲镇澜宫一行17人冲破当局阻挠，绕道日本来湄州妈祖庙参加莆田市主持的“妈祖千年祭”活动后引发的“妈祖热”，使湄州妈祖庙的发生了空前的变化。随着莆田市的改革开放，世界各地慕名来湄州岛妈祖庙朝拜、参观和投资者络绎不绝。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建设，驻岛部队军营移撤，两岸信众合力把妈祖庙被拆的殿堂重新复建，台胞宮庙捐资的“妈祖石像”在祖庙山竖立等许多激动人心的好事接踵而至。使得湄州妈祖庙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朝圣热潮。省、市人民政府也不断地投入了巨额資金，建设并完善各项基础设施，给湄洲岛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

   但湄洲岛和妈祖庙历史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档案记载:民国22年(1933年)湄洲岛分南北两乡。顶山的乌石以北称“东蔡乡”，下山称“白石乡”。东蔡乡下辖”:“牛头尾、宫下、下沙、石后、北头、高朱、潘厝、塔林、寨下、莲池、田厝、保西、柯厝、王厝、汕尾、芦厝、西亭、乌石、丁牛、前至、坑园、西亭坑、渡船头(见《忠门镇志》第一章“建置”第35页)。“白石乡”下辖:北埭、下白石、后巷、港楼、乌咤、下山、东至七个村落。这些村落有的只有几户或十几户。从各村地名就可知道都是湄州岛对岸的部分村落之名号，例如“塔林、王厝、坑园、芦竹厝，田厝、西亭……”等地名与莆禧、港里、忠门周边一带村落的名称相符。1938年(民国27年)湄州乡联保，辖112～121保，共计10保，(载《忠门镇志》第一章“建置”35页)。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叶明生教授、楊榕教授与广东中山大学教授，福建师大民俗学院和莆田学院等地的专家、学者，为了解开妈祖信仰发展的历史真相，自2001年至今，多次去湄洲岛和湄洲妈祖庙进行田野调查和考察。他们也带来了海内外专家学者住在妈祖故里贤良港，组织召开了许多场的座谈会。深入周边社区多次访问了老一辈的渔民、村民和六十年代前的各级领导，如:六十年代港里原村长(时称大队长)徐金狮先生(八十二岁)，港里渔业队老队长徐金照(八十三岁)先生和会计八十二岁的黄文通先生，港尾九十三岁的村民林田眯和田文粦老先生，八十六岁的林山河先生和村里八十五岁的徐金斗、八十二岁的徐孝如等几十位老渔民和年已七十岁的原港湄渡船老大的传承者的徐金宗先生，从他们的口述中，了解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据这些老前辈介绍:他们孩提时就听上辈人说，远古时湄州岛上没有住人，只是湄州湾周边陆地的打鱼人因水潮和天气关系在岛上的暂棲之所，(如现在鸬鹚岛)。后来因妈祖庙出名以后，才有部分人家在岛上居住。他们少时就经常去湄州妈祖庙，也见过原祖庙内中的一座“佛堂”，有几个“和尚”在主持看庙，祖庙和尚的经济生活来源主要靠信众去湄州妈祖庙进香时捐给妈祖的“香金”，这些和尚有时也来过港里、莆禧周边地区“化缘”，生活过得很清贫。1951年和1952年因国共两党在湄海发生战事，人民解放军第28军82师部队于1953年奉命驻防湄州岛，“湄洲妈祖庙”被辟为军事基地，佛堂的和尚被分散，有的返俗，有的去其他寺庙当和尚。佛堂和尚撤走后，祖庙的庙务均由宫下沙“周大九”先生和一些虔诚的的老一辈妇女配合主持(如高朱村阿二、东蔡村阿六等等)，那个至今被人吹捧为“御赐金印”(有专家认定此“御赐金印”实际是旧时道士设醮坛时盖在符文上用的“符印”)，原也是周大九先生保管的。文革后期的1974年湄洲岛妈祖庙再次被拆毁，祖庙中的妈祖“父母殿”因是当时湄州公社的“紫菜养殖场”的场址，才得以保留。他们还说:过去有莆田、涵江、仙游等地宮庙信众前来贤良港天后祖祠谒祖和湄州妈祖庙进香时，进香团队的领队和头人，要事先到港里古码头乘船去湄州妈祖庙与佛堂的主持和尚报告进香人数和乐捐的“香金”'等有关事宜，如要在湄洲妈祖庙用餐，还需另外收饭菜钱。但进香团来贤良港时，天后祖祠的房族头人会把香客分到每家每户去接待食宿。港里的乡亲们认为外地香客来妈祖祖祠谒祖进香，是对妈祖祖姑的虔敬，感到莫大殊荣和自豪。湄洲妈祖庙每年节日“庆诞醮坛”活动，都必须“过海”来请莆禧“沈家道教门”去主持设醮和道场。其时莆禧、港里和周边村庄的有些信众会主动去妈祖庙帮忙，并且还会捐献一些香金。据港里的老一辈们说:在旧社会，湄州湾沿海民众生活很困难，一般都是靠打鱼和航运为生。而湄州岛由于自然条件差，居民生活更加贫困，大多数人是靠捕捉小杂海讨生活的，极少数的大户才有渔船、鱼网。岛上建筑基本上都是低矮的石木小屋，没有几座像样的大房屋。1951年和1953年春节期间，驻金门的国民党部队登陆湄州岛，岛内的民众全部撒到港里和周边村庄，港里和莆禧的渔航船及民兵全部出动，冒着枪林弹雨，一边协助解放军抗击国民党登陆部队，一边运送湄洲岛的逃难群众。港里村家家户户把湄州岛的难民接回家中，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各种方便，待岛上民众胜过亲人。

   1989年，莆田市博物馆副馆长林祖良先生，为了办好首届“妈祖信仰文化源流展” ，他用了三年时间，花了不少心血，不辞劳苦，跑遍了全国各地，考察和收集了诸多的妈祖信仰文化宝贵的历史资料，他也多次来到了湄州岛。在旧妈祖庙的遗址上只找到了几个宋代的屋顶瓷瓦碎片和有幸保留的明代的“父母殿”，在下山发现一座清代的“ 麟山宫”和宫中一通清代的较有价值的“圣绩益彰”的匾额。但在岛上似乎没有发现其他年代的遗址建筑物和有价值历史文物古迹。

   2013年春，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叶明生教授同台湾清华大学古明君教授，莆田学院及省、市妈祖文化研究专家，在港里村访问了时年已九十七岁的老渔民黄亚森先生。据黄老先生介绍:旧时湄州岛的居民对港里人很尊重，因为港里的古码头渡口是湄州岛民众登陆的唯一的通途命脉，两岸民众十分友好，急难相扶，亲如兄弟。黄老先生回忆说:他5岁时去忠门，从五里亭(现称山亭)到琼山，经过北江要乘船而过。后来琼山附近的村民自发围了海堤，称“涵霸堤”，现在忠门下的“汉柄”村地名由此而来。黄老先生说：他才15岁就跟父辈下海捕鱼。旧时湄州岛北面的港湾，东从门夾(文甲)、莆禧，西至山柄虎头山，一片几千公顷海域港湾都属于贤良港管辖的。在湄洲屿和门夾(文甲)大门口至山柄港湾内设置抓捕鱼虾的“固定的鱼网”名称“港棚”，都是由港里村民合伙经营的。那时如有外村的渔船要靠近在“港棚”周边下网捕鱼，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重罚，由此可见一斑。1961年合作化以后，湄州岛群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才发展了渔业队和运输社，生产和生活才有了较大进步和提高。
   1986年，笔者在湄州岛宫下村与一位其时年已八十六岁的姓周的老村民聊天，周先生说:“ 他自己原来也是过海人(指内陆人)，是从小被送到岛上的，现在岛上的居户有很多都是“过海人”。他说，他们的祖辈也是内陆迁过来的。当时迁居来湄州岛的都有其特殊的原因。如:逃债、避难，或因家境贫困，无法娶妻的来湄州岛招赘或重组家庭的。笔者最近调查：四十年代前湄洲湾北岸的莆禧、西沙、五里亭、下沙、文甲、港里及周边村庄就有许多人去湄洲岛的，单港里村解放前就有几十户人家去湄洲岛安家。现在他们在岛上都已是子孙滿堂，合家人口都己繁衍至数十人。如:林族港尾房林阿山(林春木叔叔)。1938年落户在湄州莲池村，现有内外子孙人口达70多人，上厝房林春新之叔林金树，也是四十年代前去湄州宫下村，现今也有内外子侄孙子60多人。港尾陈金龙叔叔陈阿阔在湄州岛高朱村，林洪高弟弟林金通在莲池村，林福棋的叔公林阿焰在湄州岛下白石，下宫兜徐安东叔叔徐阿煥也是年少时被送去湄州岛东蔡村才改为蔡姓，还有徐阿俊的叔公徐凤书和徐文树的岳父徐康安在高朱村，后厝林国樑弟弟林阿“拱”，港尾房林山河的叔叔林xx，林文光的叔叔林xx……等等都已在岛上有子侄人口达七、八十人，有的家庭甚至发展到100人以上。所以，历史上港湄两岸民众亲如兄弟，十分友好。港里的六十年代渡船老大徐金栋先生(徐金宗之父)对我说:“港里人的后裔在湄州岛至少占总人口的二成以上……”。他还告诉笔者:“解放初期，由于湄洲岛人口少，渡船有时要四五天才开航一次……。”1974年，为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和战备需要，时任“军管会”主任韩德厚强令把港里通往湄州岛的渡船站改建在文甲后，两岸民众因交通路线变更，兄弟间也少了来往，友情才渐而疏远。

   现年60岁以上的湄州岛人和莆禧、港里及周边到过湄州岛的民众都知道，旧时，湄州島的顶山有地名称“乌石”，下山称“白石”，中有一段相隔几十米海道，海水涨潮时，顶山村民要往下山必须撑船或涉水而过。笔者十三岁时(1959年)随祖父林土郎在湄州岛的坑园村“阿同”家(俗名“坑园同”)，我祖父教授“坑园同”之子学医开医馆，我也跟着学习“中医药性赋”。有一天，下山“北棣村“有一村民患病，请我祖父出诊，刚好海水涨潮，顶山与下山的港道水漫齐腰，我们爷孙俩相携涉水过后，连衣裤全湿了。1982年，时任湄州公社党委书记的徐恶仁先生发动全岛群众植树造林，在顶山和下山的这段海道沙滩上栽种“木蔴黄树”，海道才渐渐的淤积了风沙，慢慢地连在一起，1992年湄洲岛辟为旅游度假区后，湄州岛的顶山和下山才建有公路并通了公交车。

   从岛上姓氏淵源和居住地名也可感觉到，湄州岛居民应是近陆地区靠打鱼和打小杂海为生的“过海人”。土改时期，湄州岛统计只有居民7850人。解放后的1951年，湄州岛还不是独立的行政单位，和北岸的莆禧、文甲，西沙，港里，山亭，西埔，乌咤，东吴，东埔，忠门等地均隶属第十一区。湄州岛旧时在顶山地区只有东蔡村一个渡船小澳口，名称“小厅澳”。是旧时港里渡船到达湄州岛的顺风停泊的唯一澳口。下山村还有一处名为“蠔壳澳”，可以停泊较大的航船，但台风一到，停泊在湄州岛或周边的渔航船都会驶到贤良港的“港潭里”澳内避风。七十年代前，湄州岛上不管是干部参加任何会议，或是岛上居民要到莆田办事或医院诊病，都得经过港里古码头的唯一渡口。故此湄州民众在港里一定要有亲戚和朋友。1965年8月，湄州岛才由忠门析出，名称湄州公社，人口也增至1万多人。1986年，湄洲岛设有九个行政村，它们是寨下，高朱，莲池，东蔡，宫下，西亭，下山，港楼，北埭。据当时莆田县粮食局统计，全岛人口约二万三千人，人均土地只有2厘6分。这些土地都是些无法深耕的沙质地，年间也只能栽种一些地瓜、大麦等旱地作物，因岛上缺水，农作物生产收成也很差。每逢夏、秋或因干旱季节，岛上常有居民划小船来港里和周边村庄汲取井水进岛饮用。湄州岛上的经济收入和群众生活口粮，主要是依靠政府供应，也有部分居民把海上抓捕的鱼、虾等海产品，经过晒干后卖掉，以换取部分地瓜、大豆、大小麦等粗粮补充。本人于1992年到湄州岛朋友家作客时还了解到，其时岛内尚有村民每日只能吃到两餐的贫困户。由此可以想象湄州岛的过去和历史风貌。

笔者对于这两位文人如此坚持“妈祖诞生在湄洲岛”论点实在有点迷惑不解！我想，如果他们能像清代的赐进士教谕林清标那样，根据历代记载的妈祖资料，花用四、五年时间到现场及周边地区进行调查考证后，才撰著了一套被当时全社会和朝廷认可的《敕封天后志》。或是能像现在的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叶明生教授和各地资深的专家、教授们一样，深入妈祖故里周边地区进行详细调查研究，认真考察，可能观点和感觉就会不一样了！试想，十九世纪初期的湄洲岛景况仅如此而巳，更何况是一千年以前，在五代后周时立过战功的统军兵马使的林保吉，又怎么能带领全家大小数十口人，来到这个荒凉无助的孤岛上生活了呢？至于史书上的“庙其故居也”的记载，本人非常佩服莆田文史学家林祖韩先生于1992年来贤良港考察时的精辟见解，林老当时对笔者解释说：“宋史记载:湄州屿原名“鯑山”。贤良港古称黄螺港。随着妈祖被朝廷不断褒封，“湄州屿”因有妈祖庙而名气越来越大。宋时廖鹏飞题《圣墩庙记》说“妈祖是湄州屿人”是有特别的原因:一是其时涵江(旧称涵头)至湄洲屿、贤良港相隔约一百多里，当时交通落后，道路崎岖，又多属水道，无法前来考证，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妈祖神庙在湄洲屿就一定是湄洲屿上人。另一原因是当时地域名的“概括统称”，因宋史记载的涵江“圣墩庙”也称为“湄州墩”……”。(此湄洲墩的地名连蒋维锬先生也在其著作中坦承自觉“不明底里”，“原因何在却弄不清楚”……)。关于妈祖传记中有“庙其故居也”之语，林老认为是妈祖父亲林惟悫(一名愿)因为任漳泉都巡检之职便的需要，在湄州岛上建有临时居住之所，以备天气变化和海水退潮无法返回贤良港老家时，权为暂棲之需。(因为古代海上航船必须依靠风向和潮汐)。妈祖少时也常随父巡海，在岛上的临时家居里读书，秉受父亲之教诲，故史载有“妈祖少时学道在湄屿”之说……。林祖韩老先生认为：某些学者坚持一千多年前“妈祖诞生在湄州屿”之论者缺乏科学依据，是因为这些文人不了解湄州屿的现实和地理状况，只是依据史书部分记载而“以讹传讹”的结果。笔者也佩服莆田学者许更生老师编著的《妈祖研覃》的考证和论述。古书注释:“湄”者的原义是“水草交为湄”，是水与岸之间近水近岸似水似岸非水非岸的一抹。况且湄洲屿古代原名“鯑山”，七十年代前湄洲岛的顶山与下山还是有海水相隔的两个岛屿，如果没有八十年代初湄洲公社党委书记徐恶仁发动群众种植“木麻黄”树，怎么能成为今天这样的湄洲岛了呢？所以笔者相信：由于海洋和地壳的升迁及时代的更迭，各地区域、村庄名称的变更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单一地认定某个地名而一成不变，那么元、明时贤良港亦称莆禧港，忠门下至今还存留“湄头村”地名，九十年初的“莆田报”改称为“湄州报”，新建的山亭高速路口的收费站称为“湄州岛站”，诸此种种又当如何解释了呢？……。

   本人因工作关系，于一九八七年有幸接待过台湾大甲镇澜宫一行17人首渡大陆到湄州妈祖庙进香和到贤良港谒祖寻根后与妈祖文化结缘。几十年来，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向老专家林祖韩先生请教过有关妈祖文化和传奇的事迹外，还阅读过许多与妈祖文化相关的古典书籍:如明代《兴化府志》、清代《敕封天后志》、民国时张琴先生编著的《莆田县志》，近代编辑的《莆田县志》、《莆田市志》、还阅览了《台湾林氏宗谱》、泰国《林氏大宗谱》、《湖南夏郡林氏宗谱》和明、清时期的《林氏族谱》等史籍。在老家也为贤良港天后祖祠董事会义务帮忙了三十多年，亲眼目睹了贤良港天后祖祠在全世界妈祖信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接待过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和国内的浙江、广东、海南、汕头、潮州、宁德、霞埔和江西、四川、湖南甘棠等地的林氏宗亲来贤良港天后祖祠寻根和承续林氏《族谱》的族人。有的宗亲还持有自家珍存的明、清时期的林氏《族谱》来贤良港认祖。此间也有幸地拜读过莆田妈祖文化研究老前辈、专家肖一平先生、罗永后先生、黄永亨先生、林镗先生、陈容明先生，还有金文亨先生、许更生先生、林祖良先生、陈天宇先生、黄国华先生等对妈祖文化研究的论著。本人也非常敬佩蒋维锬先生、刘福铸先生和周金琰、郑丽航等人编辑的《妈祖资料研究汇编》，他(她)们能够从浩翰的历史文献中摘录了上百万字的妈祖记载资料，确实很不简单！但因对史书记载的“湄州”及“湄州屿”的地理和环境，缺乏认真的调查和考证，只一味地认为宋代廖鹏飞的《圣墩庙记》记载年代最早，就应该是最正确的。故对于妈祖的诞生地产生了偏面看法和误解。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一切的结论是调查的末尾”。笔者认为:任何从书本中抄写摘录的东西，如果没有认真调查考证而轻易下的结论，都有可能不准确的！对待历史，更应该认真调查和科学分析，否则会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后果，也会给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自2003年开始，本人无数次陪同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叶明生教授和省师大、莆田学院及台湾妈祖研究的专家、学者，深入仙游、涵江、平海、莆田城区等地及贤良港周边地区的许多历史知名的妈祖宫庙，进行调查、研究、考证。笔者现在更有理由相信:古今妈祖研究学者对妈祖出生地点的记载不一而产生各异的争论，除了是对湄洲屿与湄洲地名的误读及对古代湄州湾地理环境的不了解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妈祖于宋宣和五年(1123)朝廷首次褒封距妈祖升天(987年)为神的时间相隔了一百多年，其时兴化莆田还被称为“蒲田”，历史记载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莆田城东五里处“白湖”为著名的“水市”。诸此种种，佐证了古兴化莆田和涵江(涵头)的地理和历史风貌。笔者还阅读了湄洲妈祖庙近年编著的《湄州祖庙志》，其中收綠了史籍记载中妈祖的母亲就有三个姓氏:“陈氏、蔡氏、王氏”，记载林默出生的时间也各不相同，由此可见记载历史传说的学者对妈祖林默的出生和家世都没有考证过，而大部分是以讹传讹。直至清代林清标编著的《敕封天后志》后，妈祖诞生于宋建隆元年(公元九六0年)农历三月廿三日，羽化升天于宋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农历九月初九日)，才受到信众的普遍认同。所以笔者也更有理由相信:一千多前的湄洲屿(古称鯑山)的地理和环境，确实沒有具备人们正常生活的基本条件。因此本人也同样认为:“坚持妈祖诞生在湄洲屿”的学术论点是不准确和错误的。妈祖林默真正的诞生地应该是如“明代朱淛”(1486~1552)所记载的“黄螺港林氏之女”和”清代林清标撰著的《敕封天后志》、清康熙年间的台湾《凤山县志》、民国初张琴先生编著的《莆田县志》及历代各地编撰的《林氏大宗谱》和惠安《崇武古城》等志书所记载的：妈祖是在湄洲岛对岸的贤良港(亦名黄螺港或红螺港)诞生的。

                                    作者 林自东 

                          写于 20016年12月26日